中國女官員“橄欖形”格局待解 最高層和基層比例很低--時政--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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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官員“橄欖形”格局待解 最高層和基層比例很低

2012年03月08日13:26    來源:《新京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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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秀蓮,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2年至1989年任江蘇省省長。
烏雲其木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1年至2003年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
宋秀岩,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2005年至2010年,任青海省省長。
李斌,安徽省省長,2012年2月15日當選。
在最高層和基層比例很低,多主管科教文衛,中組部要求增加女性干部


  在中國,女官員尤其是女高官仍處於稀缺狀態。女性在中國正職省長中的比例,30年來維持在約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隻佔全國省部及以上級干部比例的11%。女官員正職少、副職多,且多在教科文衛部門。

  全國婦聯專家認為,目前女官員比例已不能代表中國婦女的整體發展水平。這一狀況或會逐漸改變。20年來中國也在加強重視女干部培養,中組部曾多次發文強調增加女性參政比例。

  2月15日李斌當選為安徽省省長。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四任女省長。

  在她之前,分別是1982顧秀蓮出任江蘇省省長﹔2001年烏雲其木格頂替車禍殉職的雲布龍,出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以及2005年宋秀岩出任青海省省長。

  對比四名女省長履歷,有一些相似之處。她們大多有在黨委宣傳部門的工作經歷,或曾出任過共青團干部,並且均有長期基層工作經驗。

  李斌與顧秀蓮在履職省長前,都曾執掌過中國計劃生育部門。

  多年在女性高官領導下工作,並就此議題進行研究和觀察,全國婦聯研究所副研究員杜潔認為,這些女官員,“都具備高度的事業心和強烈的責任感,她們不僅敏銳、實在,而且懷著對基層深深的人文關懷,常有溫馨的一面。”

  不過,杜潔的研究也發現,在最高層與最基層,女性官員比例仍然較低。

  【現狀】

  越到高層比例越低

  李斌、宋秀岩、烏雲其木格、顧秀蓮,四人就任省級政府最高行政長官的時間相互錯開,這意味著,從1982年至今,中國女性在省級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版圖中維持近3%的水平。

  來自中組部的數據顯示,近10年來女性干部在各級領導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國省部及以上級干部中,女性為11%﹔地廳級干部中,女性佔13.7%﹔縣處級干部中,女性佔16.6%。這個比例在2000年時,分別為8%、10.8%、15.1%。

  同樣來自中組部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9年,女性在中共黨員的比例由17.4%上升到21.7%。

  2001年,中組部曾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培養選拔女干部、發展女黨員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中國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中的女干部,應分別不少於10%、15%、20%。

  2月20日,前《中國婦女報》總編助理,中國婦女狀況觀察員馮媛女士表示,並未感覺女性在中國政界、尤其在高層的比例有所上升。高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

  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中,女性13名,比例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女性隻劉延東一人。在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隻吳儀一人。

  【領域】

  多擔任副職

  中組部的另一組數據顯示,2009年,正職女干部在同級正職干部中的比例分別為:省部級以上7.3%、地市級10.4%、縣處級14.8%。此前,2000年的數據,省、地、縣、鄉四級領導班子中,正職女干部分別佔1.7%、6.15%、7.05%、3.4%。

  杜潔副研究員認為,這些數據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實生態”,任副職多、正職少。

  女性官員還普遍存在“副職升遷”現象。女性官員大多出任副職,提升路徑也大多是從一個副職升任更高副職。以何魯麗為例,1984年從政擔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4年后升北京市副市長,后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再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種狀況或會逐漸改變。中組部2001年發布的《意見》中曾提到,“加大黨政正職女干部的選拔力度,使地廳和縣處兩級領導班子中正職女干部的數量在現有基礎上有所增加”。

  目前女性官員通常任職一般性社會管理,如教科文衛,在黨政“主干線”和重要領域,如經濟、政法界任職的較少。

  這可以從中組部的選拔任用女干部慣例中找到根源。中組部2001年的《意見》中還提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計劃生育、民政、司法、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領導班子要首先選配(女干部)”。

  而在這些領域的女性較多,相對提高了女性在官員性別比例中的數據。

  【位置】

  比例在世界走低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曾就《2010年國際婦女參政主要狀況》做為研究報告提交給全國婦聯。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1月1日,中國政府部門26名正部長中僅3名女性,佔11.5%,在此項排序中,中國位於世界第61名。

  報告還顯示,1997年至2011年間,中國女性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例,與其他國家女性在議會中的位置相比,從世界第16位跌至第55位。杜潔說,這主要是因世界各國議會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中國則提高不大。

  杜潔說,女性參政已成為國家政治文明的標志之一。當女性官員佔到一定比例時,社會管理才會滲透一些女性特點,如平和、和諧。截至2010年1月,有30個國家的女部長比例達到或超過30%。

  女性天生體貼關懷,更有親和力,“她們更喜歡和下屬討論,而不是簡單地發號施令”。相比男性,女性更有耐心、平穩、關注細節,這些特點使女性在服務型政府中具備天然優勢。杜潔介紹,北歐一些國家,事實上已形成了服務型政府。

  杜潔認為,中國現有女性官員的比例,已無法代表中國婦女的整體發展水平。可以說,在中國官員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這一環。

  【原因】

  受限政治文化

  造成女性官員比例較低的原因,杜潔與馮媛均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為主要影響因素,“女強人”角色受到男權主義社會的本能排斥。

  在中國,女性從政的社會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會評價上都會付出更多。

  此外,男性60歲、女性55歲退休的制度,也客觀上使女官員在年富力強時就失去了機會。而一些中國官場亞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難融入。

  “關鍵在於一些文化中的思維限制。”杜潔舉例,200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觀念對女性領導的偏見很嚴重。比如,在報道女部長時,會強調賢妻良母孝媳,而報道男部長時並不描寫賢夫良父孝兒。在有些新聞報道中,男性官員三過家門而不入會被贊揚,而報道優秀女官員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飯。

  “這實際上是對女性官員帶有歧視的雙重標准。”杜潔說。

  女官員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難以回避的問題。吳儀在談到自己的生活時曾說,“我不是獨身主義者,只是生活沒有賦予我這個機會。”

  杜潔評價,女性的強項親和力,在現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處於相對不重要位置,“女官員像男人那樣執政,被視為‘狂妄’,而展現溫柔和親和,又被視為‘軟弱’,逼得女官員左右為難。”

  【改變】

  同等條件“女士優先”

  事實上,中國曾數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級政府、機構中的比例。

  1990年,中組部、全國婦聯發布聯合通知,要求在五年內解決縣、鄉兩級領導班子無女干部的問題。

  2001年,中組部發布《意見》,要求5年內在省、市級黨政、人大、政協四套領導班子各配1名以上女干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要配1名以上女干部,增加地市級以上黨和國家機關中年輕廳局級、處級女干部在同級干部中的數量。

  女性問題觀察員馮媛介紹,到現在,四套班子都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員。不過她擔心,女性配職比例,一定程度上可能成為女性參政比例上限。

  杜潔對此持積極態度。她說,如果沒有提出比例的要求,很多地方在女性參政的組織培養上會更消極,“當然,也有一些省份在推動女性參政,這主要取決於地方主要官員對女性干部的態度”。

  2006年8月,中組部召開全國培養選拔女干部、發展女黨員工作座談會,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賀國強強調,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拔任用女干部。

  中國也在持續開展對女官員的執政能力的培訓。2011年5月,由中組部、全國婦聯、國家行政學院共同舉辦的第二期“發展中的女性領導者高級研究班”開班,學員為中央、地方的省部級和廳局級女領導干部和國有骨干企業女性領導人。

  中組部發布的《意見》中曾提出,“重視從國有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選拔女干部”,“要注意把那些年紀較輕、知識層次較高、發展潛力較大的女干部選拔上來”。

  這意味著高學歷、高職稱,擁有更多從政經歷者將會有更多機會。

  杜潔透露,一個全國婦聯旗下的課題組正在對中國女性政治、知識精英,以及女性村官領域開展課題研究。一些數據顯示,在當今中國高校,女性精英的比例遠遠高於現在黨政部門的比例。

  杜潔認為,擁有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斌當選省長,是一個良好的征兆。(本報記者 吳偉 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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