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之初制度之爭:陳獨秀起草黨章被指集權--時政--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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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之初制度之爭:陳獨秀起草黨章被指集權

2011年07月11日09:19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建黨之初的一次制度之爭

  建黨之初,在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以后,中國共產黨內部就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意見分歧,其中之一就是關於民主與集中的爭論。在建黨90周年之際,回顧、研究、反思這場爭論,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貫徹,也有助於我們按照胡錦濤同志“七一”重要講話精神,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推進黨的制度建設。

  對陳獨秀起草的黨章,李漢俊認為他搞中央集權,甚不滿意

  在建黨的過程中,既反對密謀組織不要民主搞絕對的集中制,又反對不要集中搞無政府主義的自治制,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一個重要法則。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民主”和“集中”的尺度卻是很難把握的。於是各國共產主義者在建黨實踐中,由此而產生的意見分歧就不可避免。中國也不能例外。

  據李達回憶,陳獨秀起草一個黨章寄到上海,李漢俊認為其搞中央集權,甚不滿意,因此另起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隻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后,大發雷霆,從廣州來信痛責此事,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結果陳的意見獲得多數人的贊同,黨內的這一場爭論也被平息下來。

  這對維護黨內團結,鞏固黨的戰斗力,當然有極大幫助。因為在建黨之初,黨的組織狀況還很復雜。據李達說:“那時誰也不懂什麼組織原則,隻知道個代表會,不知道過組織生活的事”(《“一大”前后》)。這在朱務善的回憶中也得到了証實:“那時我們很少懂得黨的紀律,一切偏重於感情。我記得鄧中夏和幾位同志在工作上發生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引起對鄧中夏同志個人的不滿,他很生氣、消極,並且要求退黨,他說:‘我不對,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時在北京,我們一同邀請鄧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釗同志)家和解。這樣的和解,我記得在守常同志家對好幾個同志舉行了好幾次。”(《北京革命史回憶錄》,北京出版社)

  李漢俊、何孟雄強調民主、防止專制的思想,當時未引起重視

  但是若從反思歷史的角度,李漢俊的意見就不無道理。他講了兩點理由:一是中央集權可流於個人專制,可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惡的﹔二是中國過去都是專制的,如中共實行新中央集權制必流於覆轍(《“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在當時有這種想法的還不隻李漢俊一人。何孟雄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何很早就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發起活動,但並未參加黨的實際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應先把理論弄明白才能實踐,否則便是盲從附和。他和羅章龍的一番對話就很能說明問題。何道:“中國革命命運,固然應由群眾自己掌握,但須以黨內實行充分民主為條件。”羅答:“革命千頭萬緒在起步走,隻要大家意志統一堅強,內部誰敢專制,萬一將來黨內發生妄人,群眾自然把他打倒,也不會是難事。”何道:“內部如此,可是外部干涉違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謂‘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你能保証嗎?”(《北京革命史回憶錄》)

  雖然李漢俊和何孟雄最后的結果不一,何被說服入黨,參加了革命的隊伍,李則被開除出黨,最終死在敵人的屠刀下,但他們的這個思慮卻並未引起黨的重視。在一大黨綱的15項中,除最后一條說修改綱領須“全國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是帶有民主程序性質的規定外,其余各條均未涉及黨內民主問題。至於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單為強化中央集權,就作了7項規定,而並無一款防止專制,發揚民主的內容。

  黨的民主生活流於形式,必然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

  其實,中共當時作出的決定,與它對列寧式建黨原則的理解不無關系。而且,在組建俄共(布)之初,俄國同樣也發生過類似的爭論。當時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特點,主張建立“集中制”原則。他甚至認為“集中制思想”,“是唯一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串在整個黨章中”。但這卻遭到了羅莎·盧森堡的嚴厲批評。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實際上是一種“極端集中主義”,“實行這種集中制的結果,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隻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針對這一批評,列寧雖然氣憤地作出過辯解,但最終還是接受了盧森堡的建議。在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上,不僅對黨的組織原則作出新的闡解,而且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載入黨章,並明確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

  現在看來,我們黨的上述決定顯然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只是對列寧后來的修訂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比如,施存統就認為:“在這產業幼稚,教育幼稚的國家,勢必非少數人專政不可,或者應於事實的必要,竟致於有個人專政的場合”﹔“是否有這種事實,我不得而知﹔假使有的話,我是極端贊成個人專政的。我以為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有這麼一個信條,就是‘為主義犧牲一切’”(《共產黨》第五號,1921年6月7日)。

  這與我們黨后來所倡導的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有很大差別。然而在實際工作中,說實話,大家也沒有真正意識到它是個問題。據包惠僧回憶,那時“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后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他的意見。有人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當時是有一點”(《“一大”前后》)。於是黨內“家長制”、個人專斷之風盛行,黨的民主生活也隻能流於形式,這必然要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

  一個缺乏理論思維的政黨,根本無法抵制教條主義的侵蝕

  在爭論的過程中,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非此即彼的態度,給黨的理論建設造成了負面影響。事實上,一個缺乏理論思維的政黨,根本無法抵制教條主義的侵蝕。這也是我們黨在成立后經歷曲折的一個重要原因。

  理性對待黨內分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史也一再証明:“每一個黨的生存和發展通常伴隨著黨內的較為溫和的派別和較為極端的派別的發展和相互斗爭,誰如果不由分說地開除極端派,那隻會促進這個派別的增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但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實際斗爭多,理論斗爭少”,甚至有“開除出黨”、“人身打擊”等極端做法的事實,這的確給黨的理論建設和事業發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因此,“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強黨的戰斗力以達到階級斗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毛澤東選集》第1卷)。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挫折后得出的一個歷史結論。

  (周良書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
(責任編輯: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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