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經費可否讓民間智庫分杯羹--時政--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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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離不開民間視角

教育科研經費可否讓民間智庫分杯羹

2011年03月22日08:02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民間學者趕在兩會之前發聲


  兩會開幕前夕,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輯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1)》出版新聞發布會、由長江教育研究院主辦的2011年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先后在北京舉行。

  無論是北京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還是湖北的長江教育研究院,還有重慶兩江教育研究院、奕陽教育研究院等,其身份是一樣的——都是民間教育研究機構,他們以民間的立場、建設的態度、專業的精神為推進中國教育的健康發展做著各自的努力和貢獻。

  從2003年開始出版的中國教育藍皮書,至今已堅持近10年了。盡管書中的很多選題,沒有那麼多國內知名學者領銜挂帥,而是由一些小人物——青年學者、媒體記者甚至大學生志願者來完成,但一點也不影響其獨特的價值——因為那些來自田野調查的第一手資料、那些來自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既是對中國教育生態更鮮活、更真實的描述,也為我們審視現有教育政策、主流輿論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2011版的《教育藍皮書》收錄了不少可圈可點的篇章。如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蒯鵬州和江銓合寫的《人口變動與教育格局的變化趨勢》、熊丙奇所寫的《高考人數減少對高等教育的挑戰》、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馮曉霞和她的博士生張鳳合寫的《2010年學前教育:春風已至,尚待化雨》,還有《中小學管理》雜志編輯曾國華撰寫的《中小學校園安全的現狀與憂思》、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劍平寫的《高考加分亂象及其根源探析》等等,都聚焦於2010年中國教育的重大事件進行深度分析,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而由長江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教育黃皮書,收集的2011年度的教育報告集中直指中國教育發展的瓶頸問題:進一步推進教師隊伍建設。同時他們還在長江教育論壇上向今年的兩會提出了2011年教育政策建議書:建立“教育特區”,以區域突破帶動教改全局。

民間視角是獨特的,也是有價值的


  “究竟存不存在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模式’?”

  在北京大學“社會變革中教育研究的使命”國際學術研討會上,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著名學者楊東平針對不久前復旦大學C9(即由中國9所頂尖大學組成 “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會議上的熱門話題——高等教育的“中國模式”公開提出了質疑。

  楊東平的看法是,中國高等教育雖然實現了跨越性發展,但其過程中所呈現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征也是顯而易見的:強有力的行政干預﹔運動式、工程化的思維定式和運作模式﹔追求短期內大見成效的心態……這一模式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教育產業化的泛濫、教育品質的下降、教育治理難以改善等等,迫切需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確立新的教育發展觀。

  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隻有世界通行的標准,而不會有另外一套衡量的標准。中國高等教育是在改革開放大門打開之后才開始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的方向努力攀登的,還正處在行進的學習過程中,不能輕易地斷言我們很快就有了一套自己的‘中國模式’。”

  楊東平的發言,在會議現場得到了最強烈的回應,提問者頻頻舉手,互動有力。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高等教育“中國模式”發出的不同聲音,不是來自官方教育研究機構,而是民間學者。

  對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簡稱:《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加快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一些學者至今仍持有不同的意見。

  從2004年國家實施“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以來,與農村中小學布局結構調整相配套的寄宿制學校建設不僅在西部,而且在中部,甚至部分東部地區大范圍內全面推進。

  和以往許多戰役性行動相似,整個建設過程中的“一刀切”情況非常普遍,帶來了諸如學生輟學率反彈、已有的學校資源閑置等諸多問題。一些學者的意見認為,當前最應該做的工作是對現有的、已經成批量建成的寄宿制學校的情況加以總結,使之鞏固和提高,而不是繼續“加快”。

  據北京師范大學長期研究農村教育問題的袁桂林教授介紹,通過大量文獻資料比較和實証研究發現,解決偏遠落后地區孩子上學難的問題,大批量建設寄宿制學校並不是最好的辦法,更不是惟一的辦法。目前世界普遍通行的做法是開通校車,將低年級的孩子接送到中心小學上學,這樣既有效解決了學生上學遠、不安全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孩子與家人骨肉分離的情感問題。而寄宿制學校僅僅是作為校車方案的補充性措施而存在。

  他認為,即便純粹地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寄宿制學校也不是一個優化的方案。建設一所完備的(包括配備相應的生活老師、保安人員、校醫、廚師等行政后勤人員)的寄宿制學校所花費的資金投入、人力資源投入要比置辦幾輛校車大得多。中國正處於人口波峰曲線起伏較大的時期,隨著自然人口的減少和流動人口增多,一些剛剛建成的寄宿制學校可能很快就變成了閑置的資產,造成資源投入的巨大浪費。面對難以預測的人口變化,選擇校車的方案顯然更富有彈性,能夠做到進退自如。

  曾有人說:“政府運作起來傾向於一刀切。志願組織則相反,他們在不同的領域裡活動,因而在各方面都具備豐富的經驗。”民間的視角能使政府看到多樣化的社會現實。這樣的政策建議,讓人感覺更具建設性。

教育科研經費應開放更開放些


  隨著《規劃綱要》的公布和實施,中國教育改革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教育改革發展能否取得成功,教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重要保証。

  政府對教育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增大。據中央教科所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曾天山透露,我國現在每年用於教育研究的經費已經達到7500萬元,估計今年就會過億﹔教育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每年出版教育研究類的圖書約在2000本以上。

  但是這些教育研究成果的質量如何?對教育的科學決策起到了哪些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教育政策的制訂調整有何積極影響?

  《瞭望》周刊曾經發表的一篇報道說,我國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約有2000個,甚至超過了美國(1777家)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智庫報告》中,中國大陸被收入的智庫僅74家。絕大多數研究機構不為外人所知。

  雖然國家設有專門的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也設有專門的教育科學研究所,但是回望這些年圍繞“高考指揮棒”打轉轉的基礎教育、出於拉動經濟目的高校大規模擴招、一度大幅度滑坡的職業教育、一時間完全拱手交給市場的學前教育……教育事業發展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軌跡清晰可見,這裡固然有體制機制的原因,但我們也可以問一問,從事教育研究的專家學者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熊慶年認為,“這表明中國智庫對政府權力的依附性、研究的非獨立性的特征非常強,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是發展民間智庫。”民間研究機構因其地位、角色的不同,在教育研究方面態度更為超然,立場更為客觀,視角往往有獨到之處。

  教育研究的環境雖有所改善,但情況並不容樂觀。教育研究的課題、經費長期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個封閉式的系統內部循環,開放程度非常有限。一些在中國教育學會大旗之下的專業學會,憑借負責人曾有的行政影響力,能在體制內輕而易舉地獲得資金數額較大的資源,一些毫無新意的低水平、重復性課題常常在繼續﹔一些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還局限在為現有的政策作注釋,為領導的最新講話作論証,課題的前瞻性、創新性不夠,對政策的影響力、對社會干預的程度也很有限。

  縱觀世界,不僅是教育研究,還有教育咨詢、教育督導,許多國家越來越多地依靠第三方——民間的力量來進行。

  由於歷史、文化、現行體制等多種原因,目前我國從事教育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在體制內運行的公辦機構,來自民間的聲音十分稀少,也十分微弱。在民間教育機構從事研究工作的一些年輕學者,他們有熱情、有能力,也能提出有價值的選題,但由於難以公平地爭取到課題經費的支持,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放棄自由的學術環境而拼命地爭取回流到體制內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歷史已經証明,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不能簡單地以公辦還是民辦來衡量劃分。政府的責任應該是努力搭建一個公開公平的平台,讓更多的人在這裡發揮能量,綻放光彩。(記者 謝 湘)
(責任編輯:羅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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