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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是“中共發言人”

2011年01月13日13:17    來源:《北京日報》     留言 0 條     手機看新聞

  新聞發言人制度是與新聞發布制度密切關聯的。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黨的歷史上,新聞發言人制度雖不多見,但確實在特定時期存在過,它的存在是對新聞發布制度的一種創新和健全。鑒於當時的特定形勢,黨的新聞發布被賦予了較多的歷史性的政治任務,使得新聞的發布既是一種政治宣傳,也是一種外交斗爭,更是一種統戰形式,特別是在抗戰到建立新中國之間的這個歷史時期,其形式之多樣、內容之豐富、鮮活,實為黨的新聞歷史上的光輝一頁。

  1、約見、交談、專訪型新聞發布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新聞發布形式根據形勢的需要採取了靈活的方式。由於當時的特殊條件,許多西方國家記者與中共領導人之間的約見、交談、專訪等成了重要的新聞發布形式,成為黨團結進步力量、開展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

  中國共產黨歡迎外國記者訪問解放區。抗戰爆發前后,史沫特萊、斯諾、卡爾遜等先后訪問延安,史沫特萊的《打回老家去》、《中國在抗戰中》,卡爾遜的《中國的雙星》,以及斯諾及其夫人1936、1937、1939年的延安之行成就的大作《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都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成為西方認識中國共產黨和紅色政權的經典讀本。這些外國人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訪談成了當時世界了解中國紅色根據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延安以外,中國共產黨人充分利用辦事處的作用有效地進行新聞發布。在香港、重慶等地,辦事處人員與外國記者交朋友,周恩來等時常約談外國記者。1940年12月,斯特朗途經重慶,周恩來同她談了幾個晚上,把一些材料交給她,並囑托,“這些材料暫時不要發表,等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皖南事變后,周恩來、廖承志分別約見了白修德、斯諾等人,向他們澄清了事情的真相。斯諾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文章詳盡地陳述了事實,說明了真相。斯特朗也收到了“發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時機已經到來”的信件(張克明、劉景修:《抗戰時期美國記者在華活動紀事》,《民國檔案》1988—2),之后斯特朗分別在《紐約先驅論壇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贏得了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

  2、新聞發言人制度下的新聞發布

  現在的新聞發言人發布信息是我們黨和國家發布信息的一種常態。然而,追溯歷史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早在抗戰期間就把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對外宣傳的一項有力的武器了。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就是重要的新聞發布源。各國記者、媒體都把目光匯集於此。據《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所載:“抗戰期間,母親隨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母親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這裡,她將要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布來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消息。此時周恩來已經開始著手培養我們黨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外事組的同事們以邏輯嚴密、真實可信的發言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立場和觀點。”抗戰勝利后,國共和談時期,國民黨政府舉辦過不定期的新聞發布活動,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在梅園新村推行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廖承志、范長江、陳家康、梅益等成為黨的早期的新聞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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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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